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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是中国医疗转型的希望

时间:2016-12-26

从左至右依次是:戴廉、张遇升、张炜、朱恒鹏

据预测,未来15到20年,中国中产阶级将增加至少3倍。中产阶级的崛起刺激着经济和消费的转型,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中产”们,却依然忍受着“看病难”的无奈,身处“大病返贫”的威胁。现行医疗制度显然已无法适应消费升级带来的变化,呼唤着创新与变革。

2016年12月10日,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分论坛三——“中产崛起与中国未来”的讲台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杏树林创始人兼CEO张遇升以及论坛特约主持人——医疗行业资深媒体人、华康移动医疗COO戴廉,与现场观众一起重新定义医疗,把中产阶级作为医疗行业重要的需求方,去戳中他们的痛点,寻求解决的方案。

医疗消费升级会发生吗?|Yes or No

戴廉:

医疗领域是否会经历消费升级?它的规模会有多大?医疗消费升级和其他行业的升级有什么区别?

朱恒鹏:

中产阶级是中国医疗转型的希望,甚至是唯一的希望。我认为,未来十年内,中国医疗肯定会经历转型升级。所谓转型升级,首先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它不仅指疗效改良,也是医护工作者服务态度的改善。我希望今天在餐馆、商场里看到的笑脸相迎同样能在医院里看到;升级的第二层含义是医患双方内心感知的变化,医生真心维护我们的健康,我们能感知到他们的诚意。第三点应该说是一个预判,中国医疗行业内,相当一部分医生会离开所谓的体制内,去过阳光而自由的生活。为何说是十年内?因为未来十年“85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这代人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服务态度都有着更高要求,现行公立医疗体制显然不能满足他们对医疗服务的品质追求,注定走向崩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

张遇升:

我讲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带猫到兽医诊所看皮肤病,并开了药膏,一周以后,兽医助手主动来电询问猫的病情,他建议我把猫的患处弄干了擦药效果会更好,同时提醒我周末应该带它来打疫苗。当时我就觉得很震撼,因为一只猫居然先于我们实现了医疗升级。在座的各位,你们曾经接到过大夫给你打来的电话吗?我们医疗服务的升级是不是过于缓慢了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体验到一只猫得到的医疗服务?

戴廉:

刚刚两位都说医疗升级是必然的,因为消费者的需求非常明显地摆在那里。五年前、十年前,讨论医疗升级这个话题还有点遥远。那么市场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促使我们对医疗改革持乐观态度?

朱恒鹏:

我们其实不是乐观而是焦虑。医疗行业现在已经走到了转型的关卡,但能否顺利完成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说医疗行业一定会升级?第一,我们的收入增长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节点。比如三十多年前,产妇的最高要求就是母子平安,今天母子平安则是最低标准,消费者还要保护隐私、无痛,甚至要求孩子择吉日降生。第二,公立医院的服务真的已经差到了不能再差的地步。我也曾带着猫去看病,两个护士都知道猫的名字,治疗时非常温和地安慰猫说“不疼,不疼”。我当时的感受和张遇升一样,我们从没在医院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公立医院如此差的医疗服务和中产阶级正在上升的医疗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到了该解决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判断。

张遇升:

过去整个医疗发展走了一条“反人类”的道路。我觉得学医最大的问题是把医生变成了专家,对某个问题理解很深,但对其他问题不太了解。整个医疗越来越专,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精准,但是消费者需要的是一站式解决问题,希望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不用花时间来回奔波于各个科室。医疗的升级一定需要一个整合者,能够把这些细分的医疗专业整合成一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医疗服务供给侧将走向何方|公立医院or私立医院?

戴廉:

现代医院制度整体建立在工业时代的基础上。后工业时代的今天,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医疗系统,不能再适应我们的需求。但是,大多数中产人群就医时依然倾向于选择公立医院,在医疗的各个维度上最看重医疗技术而非服务质量,您怎么看?

华康移动医疗COO戴廉

朱恒鹏:

我坚定地支持非公立医院的发展,但是由于民营医院的数量太少,今天我看病不得不去公立医院。我相信十年以后,投资者会促进非公立医疗的发展,消费者的首选会是民营医院。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研究者如果给政府提意见,我说起来就是两条:第一,从医疗的提供方来讲,医院应该大规模地推行民营化,下决心废除医生的事业编制,放开医生自由执业。第二,从需求方来讲,政府的医保政策要回归“保基本,兜底线,管穷人”的初衷,把中产阶级的医保释放出来交给商保,既能够让中产阶级得到满意的医疗服务,也能照顾到穷人,让这个国家更和谐。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减少,医保运行困难,当财政和医保都没钱的时候,也许中国的医疗改革真的能够启航。

张遇升:

我觉得整个技术的进步,其实就是在干一件事,就是把原来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的服务普惠于大众。在美国很多人拥有“我的医生”,而在中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有一天我们如果能够建立起“我的医生”这种概念,能够建立个人消费者、中产阶级和医生的强关系,强连接,强信任,这个升级就完成了大半。“我的医生”是能够自由移动,自由组合的,为自己工作和服务的一个人,将医生从现行编制制度中解放出来,是实现医疗升级的关键。

杏树林创始人兼CEO张遇升

医疗服务需求方应如何选择|社会保险or医疗保险

戴廉:

朱恒鹏老师刚才提到,政府的社会保险应该倾向于保障穷人,中产阶级医保需求应该释放出来交给商业保险。到底商保现状如何?和医疗消费升级有什么关系?需求升级又蕴含着怎样的机会?

朱恒鹏:

健康险要发展起来,一要看政策,二要看市场。中国的商保如果做得好能够占到50%甚至更高的市场份额。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社会保险只能保基础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医保应该由商保负责。健康险需要与医疗服务相结合,要保障大多数人不生病才能从中获利,但是我们的医生都在公立医院而不和商保公司合作,有更高医疗品质需求的群体买不到医生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医疗服务需要大量的全科医生,中国医疗体制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全科医生。保险公司要和全科医生资源紧密结合起来,组建自己的医疗服务网络,让消费者交的钱比社保还少,但是得到的医疗保障比公立医院好,这是未来的市场空间。

张遇升:

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讲,只要有巨大需求的地方往往都有很多机会。中产需求升级,需要大量的私人医生,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样的服务。中产阶级最多的地方是职业劳动场所,而国家提供的全科医生的服务大部分是在社区,这个中间又有很多不匹配。杏树林现在有一个正在探索的项目,就是针对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的白领人群,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全科医生的就诊途径,咨询、开药、随访都可以即时进行。所以我觉得只要盯着消费者的需求走,尽可能地组合新的供给元素,达成服务升级、需求升级的目标。

现场Q&A:中产阶级为何必须关心医疗产业定位发展?

 

现场观众以举牌的方式参与到论坛讨论中

朱恒鹏:

首先,有好的医疗体制让你更健康长寿,有好的医保体制让你即便没钱也不担心生病,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是身为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志。第二,发达国家的医疗和社会服务行业都是就业最大的行业,它是支撑一个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根本。第三,作为我国人力资源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深陷医疗和教育问题中,必须把他们从中解脱出来,才有动力实现消费升级和经济转型。作为中产阶级代表的医生和教师们,仍然留恋铁饭碗,仍然写那些毫无价值的论文,仍然见了领导躬腰拍马,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国家?如何继续实现经济的增长?所以谈教育、谈医疗,就是要让这个群体意识到未来应该怎么走。当这个群体被释放出来,当这个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再要求铁饭碗和事业编制,我们才真的有希望由一个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迈向高水平发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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